中国精英年度报告——被误解的精英们
[color=red][size=4][b] 导读 [/b] [/size][/color]有着感性浪漫性格、又经历过大革命风暴、崇拜火与血的法国人，却是反思群体暴力最深刻的国度。
塔德、勒庞等学者，对“群氓”（法文foule，英文crowd，mass，其意中性，非贬义）之特性有深入底里的认识。
他们的后来者，另一个法国人塞奇·莫斯科维奇则得出了一个形象的结论：群体即是女人。“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感情用事、易变、冲动以及轻浮特性往往意味着她容易受暗示的影响；……她既是婊子又是妻子，既是一个即将被征服的情人又是一个即将成婚的订婚者。”
所以拿破仑说：“我只有一种激情，一个情人——法兰西。我曾经与她同床共眠”。
群体的女性特征，可以为她的领导者所善用，但一旦使用不善，却又可能被反噬。
在近几年的中国，网络的兴起，使分散的一个个个体结成了群体性联盟，在很多时刻，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支持为其代言的精英，也以激烈的言辞，反抗那些在他们看来非我族类的精英。
这些精英，或因在敏感问题上发言，而犯了众怒；或因坚持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评判问题，而被列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因时代情境的使然，而使他们忍辱负重，不被人所全面认识。
倘若仔细分析他们的言行举止，会发现他们是[color=blue][b]一群“被误解的精英”。 [/b] [/color]
误解的原因很多，而且是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粗暴、从众的媒体，使公共的舆论空间丧失了其本应有的理性、客观原则；民众对于国家、政府的怨言，往往不加分析地转移发泄到某些特定人士身上；群众“义和拳”式的思维，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时代；本来某些应该是属于专业领域而非道德领域的问题，往往动辄用道德的标尺去衡量、判断……
我们期待重拾媒体的客观理性精神，用中道的价值观，包容、理解的心情，去剖析一些“被误解的精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中呈现出中国社会的问题症候，并找到明晰的价值坐标。
在北美曾有两个印第安部落，多年习惯用武力解决狩猎权问题。有天在谈判中，一个部落首领伸手去拿烟出来抽，这一动作差点让对方误判成是去抓取武器，一时剑拔弩张；结果这个部落首领拿出烟来，并递给敌人。
“和平之烟”化解了双方的误会，这成了印第安人之间的一个习俗：抽过烟后，即化敌为友。
乞望中国精英与民众之间能彼此理解，为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而携手。
《名牌》杂志
马立诚：因政治理性而误解
[size=4][color=red][b]人啊，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b][/color][/size]因偶谈中日关系，试图在中国人的对日观中注入一点理性之精神，马立诚即被骂了数年，直到最近中日开始融冰才稍有改观。被奉为当今头号“大汉奸”的马立诚，主张中国应当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与平衡大国，而非纠缠于历史问题、向后看的思维，马立诚的主张的政治理性，假以时日，必能改善中国人的头脑。
原载《mang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8期
[color=blue][b]马立诚掺合“中日关系”纯属偶然，其一，他是圈外人；其二，他一句日语不会。[/b] [/color]
2002年，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马立诚第一次去日本，呆了13天，有感而发，写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发在《战略和管理》杂志上，笔锋犀利，言语惊人。此文一出，即挨板砖无数，[color=orange]有同事开玩笑说，马先生没干什么好事就红了，没干什么坏事又黑了。[/color]之后，遇见“中日关系”专业人士，马先生必作揖道歉：对不起诸位，抢了大家的饭碗。
也是有意为之。之前数年，民族主义高涨，反对加入WTO，反对全球化，中国处处在说不。马立诚以为，不加以匡正和引导，是要出事的，而民族主义反映在中日关系上是最激烈的。马立诚厌恶“义和团还魂曲”，决心啃啃这块硬骨头。
他在文章里写道：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要有心理准备；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
后果可想而知。有人把《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和汪精卫的当年文章做段落对比；有人发表“在马立诚同志的追悼会上的演讲”；有人给他写信，内间没有信纸，而是把大块汉字全写在信封上：我要杀了你。有意让邮递员看到，替其下手。
他又入选“中国九大现代汉奸排行榜”，位列榜首，当选理由是，“卖国贼马立诚号召人民相信日本军队，相信日本军队是爱好和平的”，“卖国贼马立诚的经典言论是，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同时入选的有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影星赵薇等人。
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是网路上板砖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而人民网的办公地点，就在马立诚家楼下，年轻编辑见到了马先生，便安慰起来，其实呢，骂你的来来回回就六七十号人，“马甲”换来换去，换出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势。马先生回家看看博客留言，踹度“贵阳王小三”是否是“浏阳李小四”，看久了，觉得是，于是挺直瘦弱肩膀。
一年后，57岁的马立诚，从人民日报社提前退休，去香港的凤凰卫视做评论员。第一天到香港，便见识了凤凰节奏。飞机甫一落定，人事部小姐便打来电话，说准备明天上节目，马先生说初来乍到，熟悉两天，小姐回一句，节目已经排定，把电话挂了。马先生搜肠刮肚，敲定主题: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所谓理性，即克服情绪和盲动；所谓责任：即担当；所谓平衡，即求同存异。侃侃而谈，30分钟节目，一口气拿了下来，被认为是“凤凰历史上试镜效果最佳的评论员”，马先生说是“一肚子的憋屈没地儿说啊”。
2002、2003、2004年，是中日的多事之秋，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西北大学焚烧日本国旗、“珠海买春”事件接二连三。单位一后辈劝马先生少出门，开玩笑说，一开门，即动物世界。
谣言四起。其一是，“凤凰播报：本台评论员马立诚在中环被爱国青年狂殴”，有朋友询问伤势，马立诚骂道，哪有这么傻的电视台，说自己的评论员被爱国青年狂殴？朋友反问，有凤凰主持人、凤凰台标和拉滚字幕啊，马立诚又骂道：赵薇的头还能移植到裸体女郎身上呢。
一次，和好友郑也夫吃饭，后者劝其把博客留言关了，说我要是你，看那些留言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了。马立诚认为，还是留个沟通平台好。他是这样管理留言，人格攻击的、骂人的、问候娘的，统统删掉；讲道理的反对意见统统留着。删帖时，常有网友即时加贴，说，大汉奸，我叫你删！我叫你删！这厢删，那厢贴，往复、鏖战多回，不禁悲从中来。
一次看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受难者》，众人骂受难的耶稣，耶稣回应，人啊，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时候的马先生，难以免俗地想起了新观念、新思想的步履踉跄，难以免俗地热泪滂沱，在悲悯中释怀了。
马立诚没有骂过一个网友，他以为自己的论敌不是网友而是时间。《对日关系新思维》刚发表时，骂声满地，公开场合少有支持意见，有的也是私下里的道义支持。现在，马立诚的统计是，反对、支持、不说话的，各占三分之一。这已是莫大欣慰。有学者朋友说，马先生，你说得太早了，晚5年刚刚合适，比如现在。马先生自信以为，反正都是未来之时，早说也无妨。一次，看到台湾作家柏杨的一句话：我毕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增加点理性，马立诚引以自勉。
[color=blue][b]我不是汉奸！[/b] [/color]
[b]Mangazine·精英：[/b]在香港被“爱国青年”殴打；凤凰卫视之所以聘您做评论员是因为日本佳能投放广告；写作《对日新思维》一文，是因为之前去日本受到款待、收买，有无此三事？你对层出不穷的谣言的态度如何？
[b]马立诚：[/b]说什么的都有，已经见怪不怪了。“被殴”谣言盛行时，好多朋友打来电话，问伤势如何，表达关心，我跟他们说这是无稽之谈，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这是捏造、中伤的“文革”遗风。对于这些人，我真替他们可悲，如果“爱国”要爱到撒谎的地步，这种“爱国”的真诚就值得怀疑了。
后两者也是子虚乌有，可问问凤凰卫视，可有播过日本佳能公司的广告？“收买”一说，有什么证据？请拿出来。拿不出来，就是诽谤。我思考的根本出发点，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对天皇说的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要一切积极向前看”，他所说的“过去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当然是战争问题、历史问题，使人不解的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大冲突，“过去的事情”怎么就过不去了呢？而由此所作的思考，全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何罪之有？
[b]Mangazine·精英：[/b]所谓“中日友好”，所谓“大国心态”，是否只是肤浅愿景，实际却是虚伪和脆弱？你所了解的中日真实的民意是什么？
[b]马立诚：[/b]不要妖魔化今天的日本民众，日本的右翼是极少数，可以调查一下日本的年轻人，真正愿意打战的有多少？日本主流社会对历史的认识是清醒的，日本是不太可能复活军国主义的。再比如，历史已经有了新情况，日本是个狭长岛国，55个核电站裸露在岛上，容易受攻，在现代导弹战争中，日本没有战略纵深，就算有几个疯子要搞军国主义，也是痴人说梦，更不能把这笔帐算到日本民众的头上。
“文革”式极端思维的根源之一，是片面、狭隘的教科书。日本侵略是事实，可是日本战后援助过我们150多个重大工程项目，也是事实。不忘记历史，但需要更全面了解历史，由此，才有正确认识和深入反思。要承认民族心理上的创伤是很难医治的，但更要说，宽恕是真正强者的胸怀，如金庸小说里的一句，“冤冤相报何时了”。
[b]Mangazine·精英：[/b]要一个诚挚道歉是否过分？道歉缺乏诚意，余及是否皆是空谈？
[b]马立诚：[/b]日本侵华，给中国人造成极大伤害，道一个歉是远不够的，多少道歉都难以脱卸至痛伤害。但这60年中，东京审判、中日复交谈判、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双方经贸、人员往来，战争的宿怨应该逐渐冰释和化解。
问题的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而不是把眼睛盯在历史上。中国元朝时，也曾两次兵发日本，如果日本人也不能忘怀，结果会如何？历史书本应该翻开新一页。
至于道歉问题，我仔细研究过。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30多年，日本领导人曾20多次向中国表示反省。我认为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我当然希望日本天皇能像德国总统那样跪下来，但设身处地考虑到内敛的亚洲文化传统，这是难事。再说国际法里找不到要元首下跪道歉的依据，难道问题就僵持在那吗？所以，我以为，道歉不必拘泥形式。
我认为崛起的中国除了经济实力，还要展示胸怀来赢得尊重。我相信中国在不远的未来会超过日本。我的文章的大背景就是自信，但很多人读不出来，说我卖国。他们仍然在1840年的情绪中，这样的国民心态，与目前的实际国情不匹配。
[b]Mangazine·精英：[/b]电视上常有的报道，亚洲青年为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切指明志，有观点认为，韩国等国的快速崛起，便是这民族的气节和血性。
[b]马立诚：[/b]坦率而言，我不赞同。一个崛起的大国，始终怀有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我们除了输出“中国制造”，还能向世界输出什么？难道输出仇恨吗？国际上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们用种种方式辩解，极力展示宽容、敦厚。但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行为，刚好和这一形象相悖，他们岂不是要向世界印证“中国威胁论”？这样的“爱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b]Mangazine·精英：[/b]民族主义与爱国有什么关系？
[b]马立诚：[/b]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爱国，实际上是害国。林语堂在《机器与精神》等文章中讲过类似之语。他说：爱国各有其道，而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把头脑弄清楚。若是爱国以情不以理，是非利害不明，对于自己与他人的文明，没有彻底的认识，反以守旧为爱国，改革为媚外，那就不是中国的福音了，那就会给中国造成灾难。当然，简单斥责也不是办法，启蒙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我举个例子：邓小平当年在日本坐了新干线后说，我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我们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落后就是希望，这次到日本就是向日本讨教来的。事隔三十年后，却有一部分愤青在网上组织签名说，如果引进日本新干线他们就卧轨自杀。比起邓小平来，愤青的脑袋太糊涂了。
[b]Mangazine·精英：[/b]何谓“汉奸”？被列为今日“汉奸”之首，有何感思？
[b]马立诚：[/b]近期正撰文，说按照今日“愤青”所列标准，堂堂民族英雄、爱国人士林则徐、谭嗣同和鲁迅都是“汉奸”。情绪化挥舞“汉奸”帽子的愤青，狭隘且可笑。当今“汉奸论”的流行，是狭隘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有些人脑袋里的逻辑不知道混乱到什么地步了。这几年，“汉奸”成了网路上的一顶新帽子，胡乱挥舞，像是“文革”中红卫兵挥舞“三反分子”的帽子一样。早些时候，柏杨因写《丑陋的中国人》而被骂为“汉奸”，近段时间，“徐工”的老总，因与凯雷公司谈判徐工并购事宜，也被骂作“汉奸”。最新的消息，加拿大一家公司把英国的路透社给并购了，路透社在英国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的新华社，那路透社不就成“英奸”了吗？可笑复可悲。
[b]Mangazine·精英：[/b]你的“对日新思维”是否过早，不合时宜，虽是未来真理，却是今日谬误？是否后悔？
[b]马立诚：[/b]为国家的和平形象和长远利益做了努力，怎会后悔？外交问题不是情绪性问题，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着眼大局和长远。邓小平说过：“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这话讲得很是好，但还是有人不爱听。日本《文艺春秋》说我赞成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类似的谣传扭曲了事实，加深了误解。我始终认为，崛起的中国应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大国。这个弯必须拐过来。宣泄义和团情绪，也许能迎合一些人的口味，很有市场，但只要让我表态，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坚决反对。
[b]Mangazine·精英：[/b]如何应对谩骂和可能的暴力？如何从委屈到释怀？自我说服和自我激励机制是什么？
[b]马立诚：[/b]康德说，知识分子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正是有此信念，柏杨写出了《丑陋的中国人》，鞭策国人，提升理性。我虽没有柏杨的大家情怀，但也努力把理性运用到公共事务当中，这是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原因之一，尽己绵薄所能促进国人思维的转换，以期与现代化大楼的建设同步往前，我们的思维不能老跟在大楼后面跑。
遭到非理性反抗，是预料之中。《对日关系新思维》刚发表时，反对声铺天盖地，有人说要杀了马立诚，现在好多了。历史深处总有委屈，难以免俗，悲从中来，在悲观和悲悯中缓解、释怀。
[b]Mangazine·精英：[/b]写作《交锋》时，你的敌人是“左”，写作《对日新思维》时，你的敌人是“极端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最近写作“历史上的改革人物”时的具体心境怎样？
[b]马立诚：[/b]左，反对WTO，反对全球化，反对沟通和融合，如邓公南巡所言，“左”是个主要敌人；极端民族主义，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惟一依归，为是非判断的惟一标准。它们的共有之处，是封闭和排外。而封闭和排外，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病灶，也是落后的主因。
写作“历史上的改革人物”时，和他们离得很近，听得见他们的衷肠。痛心之余，又索解当下，为什么这些改革全失败了？难道上天真的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个命运吗？我非常好奇。我自己的改革观也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我主张改良，也就是改革。过去中国暴力太多、革命太多。曹雪芹说，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每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都使社会上可资利用的财富损失殆尽，从头再来。所以，不能再这样搞了。中国的问题，要靠改革解决，不能用暴力冲突的方式解决。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渐进的、理性的改良。我想自己也还是做了一点事情：在愤青的思维里注入理性，减少震荡和冲突。这是个不小的目标啊。我还有一点奢望呢，看看谁笑在最后。
[[i] 本帖最后由 轩辕剑 于 2007-7-30 10:32 编辑 [/i]]
李银河：因彰显权利而误解
[size=4][color=red][b]每当我说有权利，就有人说我提倡[/b][/color][/size]在一个性被压抑也被道德化的国度，她明目张胆地说出了“性权利”的问题，从此，她被指为“淫乱大师”、“道德沦丧，哗众取宠，标榜自己”。有人在网络上号召要强奸她，有人说她自己是钟情“一对一”的异性恋者，在实践上“无所作为”而被诟病为双重道德优越。李银河的被误解，乃是性的被误解。
原载《mang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8期
虽然，她圆墩墩的，没棱没角的，一副没所谓的样子，看上去太温和、太朴素、太自然；虽然，她说话时轻风细雨，语气不温不火，听上去不像有斗志有兴致与人一辩高下；虽然，要想把她和前卫先锋、大胆超前、“酷”等概念联系起来有些勉为其难。
虽然，她“不喜欢上战场，只喜欢在安静的书房里写写文章、专著”；虽然，讲到有人不断示爱写信要和自己交朋友，就会毫无羞涩地“呵呵呵”笑起来；虽然，当她回忆起同性恋者给自己献花表达敬佩与谢意时，会感动地掉下眼泪。
虽然，她“仅仅是稍稍说了一点常识出来，现代社会公认的常识”。
但，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适合不适合呆在风口浪尖上，这位以提倡“性权利”出现在公共视线中的女社会学家，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捅马蜂窝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屡屡颠覆传统而让很多人义愤填膺，引爆了关于“聚众淫乱”、“淫秽品”、“换偶”、“多边恋”等是否合法或合理的巨大争议。
于是，[color=orange]在类似“2006中国十大‘欠揍’人物”的网络专题里，她——李银河——总是难逃其咎；于是，在和大众惯性常识的激烈碰撞中，曲高和寡的李银河，“好心当成驴肝肺”；于是，“淫乱大师”、“道德沦丧，哗众取宠，标榜自己”等批评劈天盖地地砸下，乃至这位更钟情于“一对一”的异性恋者，由于在实践上“无所作为”而被诟病为双重道德优越。[/color]
[color=red][b]“一点都不懂的人在说三道四”[/b] [/color]
在一次对31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幸福指数调查中，“性生活满意度最高的城市”出乎意料地花落北京，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总编辑分析原因时，颇为认真地提及“而且李银河老师也在北京嘛”。
“为中国人各种各样隐秘欲望辩护”的李银河，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向公众传达着性权利的观念——每人都有自愿在私密场所和另一个成年人(不管什么性别)性交的权利，在中国性教育领域当仁不让地为主流社会无法痛快接受的行为大声疾呼。
她很喜欢一位网友讲给她的故事：当年弗洛伊德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弗洛伊德说爱因斯坦是幸运儿，因为在他的领域，不懂天文和物理的人绝对不会说三道四，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却是一点都不懂的人在说三道四。
“搞性这个领域，确实会有比较多的非议”，这么多年，几乎李银河每一种言论都达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碰这些话题就已经很敏感了，况且我这都是性革命之后的观点，倒不能说特别前卫，但都比较现代。”
这些“比较现代”且早在书里有所交代的观念，无非是“爱情应该既强烈又不排他”、“一切东西都应该要丰富多彩。如果家庭都只是一夫一妻这个模式，反而显得过于单调”、“开淫乱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成人之间的性交易应该合法化”、“淫秽品实际上属于言论范畴的，在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它必须保护这种权利”……
1998年，李银河性学三步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出版，“长期以来这方面的书没有，一旦有人说出来，人们都有点如鱼得水，兴高采烈的，还真没看到什么太反对的”，当然了，“反对的声音一直有，即使不那么集中”，可真正让她感到自己被误读的，却是去年七夕前夕一场“关于爱情”的讲座掀起的波澜。
[color=red] [b]“惹众怒”风波[/b] [/color]
《金陵晚报》根据会场情况所写的报道《李银河憧憬“多边恋” 前卫性观念南京惹众怒》，在新浪杂谈等几乎所有各大网站的论坛上，都引发了网友热评，其中不乏争吵、辱骂和讨伐。
迥然于报道——在这场讲座后的观众交流环节，李银河对于“多边恋”、“一夜情”、“乱伦”等敏感问题所持的态度，“前卫得令现场很多观众瞠目结舌。最后几位老人实在听不下去，激动地站起来和李银河唱起‘对台戏’，观众也有许多异议。”——而李银河本人形容“1个小时的讲座和1个小时的回答问题，整个气氛是很融洽的，讲座结束，让我签名的人挤得电梯门都关不上，根本没什么‘惹众怒’。”
她以朋友的实例肯定“多边恋”，为这种新的人际交往模式“说了点好话”，说到“乱伦”，她平静地以为“乱伦不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表兄表妹只要承诺他们不生育，完全可以让他们结合”，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
即便站起来提反对意见，说要保守点，不能太随便的老太太和老大爷，“也是非常彬彬有礼的”。
由于“小报对信息的处理方式相当让人头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观点和命题，被处理成低俗、下流、似乎为大家所不堪的黄色信息”，深受其害的李银河，一度“没有说话的需求”，更是因为“网络上不负责任的语言暴力式的宣泄乱骂”，她比为“跟吃苍蝇感觉差不多”，为了不给这些“低级、下流、混蛋的话”话语权，她博客里的评论和留言三关三开，直至永久性关掉。
社会上对同性恋的歧视，更不乏因同性恋群体有个别人道德败坏就迁怒于整个社会的人，“我来做的事情就是矫正这些错误观点”，对自己专业知识相当自信的李银河，经常要面对的，往往是“你看看你在为什么人说话呢”的厉声质疑。
一位基督徒化名马泰，留言给李银河：《圣经》里说同性恋是犯罪，同性恋会下地狱，你替同性恋说话你也要下地狱。“他给我邮寄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女人写的。书中号称上帝有一次带她去地狱里参观了一下，她目睹了地狱里种种惨状。”用意不言而喻，如果再给同性恋说话，李银河也该下地狱去受酷刑。
[color=red][b]“好多人觉得我是灯塔” [/b][/color]
街头女孩子开放的穿衣尺度，饭桌上明枪暗箭的荤笑话，办公室里蜚短流长的带着性暗示的流行语，酒吧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毫不避讳隐私秘密的“真心话、大冒险”，文艺青年摇滚之夜聊起的“一夜情”、“S/M”等家常话题，性符号在这个被现代化席卷的国度里无处不在。
法国大哲学家福柯所言“生活方式”的时尚趋势，今天在中国亦然。再没有一群少男少女性聚会就要被枪毙的历史性事件了，从谈性色变的压抑扭曲到性符号与日常生活交融得如鱼得水两不尴尬，从前被社会所不容的人群和行为，也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宽容和理解。
即便20年来变化如此巨大，无意于“发起性革命并成为精神领袖”的李银河女士，依然要感慨“保守的力量太强大了”。
有趣味的是，“我调查的中国女性，好多人也是非常反对自慰的，社会地位越低、观念越传统的人，就越反对自慰。但当我从防止性病的角度提出自慰，反对的声浪就不太高了。”
同样能让这位“李老师”忍俊不禁的，是“有次一帮虐恋者跑到我家来非要见见，我跟他们讲到聚众淫乱罪可能会伤及他们，商量一下这个罪如何改变。”
有个虐恋的小女孩一脸“正而八经”的严肃模样，她“一本正经”地发表意见讲“我觉得不用改。现在跟搞地下活动似的，动不动就要和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挺刺激的，改了就没意思了。”
“福柯倒是怀念当年地下兄弟会”，哈哈哈。还真有意思。
“有一个春节，同性恋基金会搞茶花会，一个小女孩送给我一个小灯塔，巴掌那么大的小工艺品，灯一亮一亮的，因为他们好多人觉得我是灯塔，别灭了，我说那可保不齐。”
[color=orange]“我赞同什么，和我选择什么是两回事”[/color]
[b]mangazine·精英：[/b]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被误解了？
[b]李银河：[/b]争议的主要还是性方面啦，每当我说某种人有权利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说我提倡这种有权利的行为。其实像包二奶、婚外恋正是我坚决反对的。
我们传统观念非常看重童贞，中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有政府来树立贞洁牌坊，以表彰洁夫烈女式的个人行为，我现在做婚前性行为的研究，这个研究本身和传统观念已经严重冲突，虽然我没有提倡。我们做研究只描述是什么，解释为什么，提倡什么根本不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我的责任不是提倡同性恋，而是匡正大众错误的看法，让大家不要歧视他们。
退一步而言，仅仅从防止性病的角度，而不是道德角度，我提倡熟人之间的性，最主要的是夫妻之间的性；第二提倡不交换体液的性，比如计算机虚拟性爱，自慰类的；再次我提倡禁欲这样完全不传播性病的办法。
[b]mangazine·精英：[/b]为什么大家会以为你是在“提倡”呢？
[b]李银河：[/b]我觉得可能和媒体的错误报道有关吧。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误解，但我觉得有的人是出于保守的观念。从历史上来看，反性和褒性这两种观念一直存在。反性的观念往往把性视为特别恐怖的事情，说是洪水猛兽啊，天下大乱啊，国将不国啊，人心不古，世道浇漓，社会要崩溃，青少年都被毒化了等等。
[b]mangazine·精英：[/b]这种反性的势力，他们的存在有什么和你相关的表现？
[b]李银河：[/b]小报的造谣，歪曲的报道，都是出于反性。网上的以讹传讹，好多也不是我的结论。聊吧里有人写我的名字，其实我从来没去过聊吧。
[b]mangazine·精英：[/b]都是谁在不理解你？
[b]李银河：[/b]除了同性恋的妻子或同性恋的丈夫，还有思想特别老旧，被压抑了几十年，洗脑洗了一辈子的人，还有第三类，就是宗教保守派。
[b]mangazine·精英：[/b]面对这些不理解的声音，你是如何想的？
[b]李银河：[/b]社会上的人有好多因素分层，比如阶级、肤色、种族、民族，也有性倾向。所谓和谐社会正是不同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有一种特别和谐的关系，能包容差异特别大的人群，使其和睦相处。
[b]mangazine·精英：[/b]既支持多边恋，又坚持一对一，会不会被人说你是双重的道德优越？
[b]李银河：[/b]我还是喜欢传统的一夫一妻。多边恋和一夜情都太闹腾了，我个人是不喜欢的。薛涌对我的批评也主要在于此，意思是既然我不身体力行，就多讲一夫一妻制好了。可我递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我就喜欢同性恋？难道我研究犯罪，我就喜欢犯罪吗？
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平等不分等级的，不能说异性恋是一等，同性恋是二等，虐恋是三等。作为一个公民，他（她）有支配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利。我赞同什么，和我选择什么是两回事，我有选择的权利，但我完全可以不选。
[b]mangazine·精英：[/b]有一段时间，您表示“也许以后就不说什么话了”。
[b]李银河：[/b]南京的讲座事件后，不少人打电话到社科院，质问“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研究员呢”，院里就很受伤害，我好几次都听说他们“受不了了”。社科院找我谈话，明确说这些问题少谈，他们也不愿意让大家认为我的观点是社科院的观点。既然我还是这个单位一员，没打算辞职，那我还是听从吧，是行政命令不让我说话的。
[b]mangazine·精英：[/b]你提倡禁欲这样完全不传播性病的办法，是否也有人认为你从道德上迎合大众的心理，或者说是妥协？
[b]李银河：[/b]从防病角度提倡的这几种性爱模式我说的非常少，而且我说的时候会特别强调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提倡的。从道德上我一点也没有向他们妥协，包括院里找我谈话，我也一直坚持着。
（转而叹气）如果说妥协，哎呀，我也没办法，我觉得我确实没办法，我的观点还在坚持，我没有向错误的观点妥协，但我确实向行政的压力妥协了。
[b]mangazine·精英：[/b]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容的变化是否使误解你的人群在减少？
[b]李银河：[/b]应当是吧，至少精英阶层都非常认同我的观点。有一次《新周刊》评新锐人物，把我也评进去了，我听旁边一个知识分子唠叨说“李银河才说了一句中国人应当有性权利就新锐了”，当时我特高兴，我希望以后这能是大家的共识。易中天有一次找我握手，感谢我说出大家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但是有些特别愚昧、落后、僵化、保守的人依然顽固。
[b]mangazine·精英：[/b]你介意这些人愚昧、落后、僵化、保守的人不理解你吗？
[b]李银河：[/b]我也不是太在乎，他们早晚会改变的。
[b]mangazine·精英：[/b]你能承受孤军作战的压力吗？是不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与你同伴而行？
[b]李银河：[/b]我觉得无所谓。社会变迁是人不能左右的，在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文化滞后是正常的，但我觉得总是要变的。
一个人对社会进程的作用是很渺小的，你哪怕急死，再努力，也不见得快多少。社会学家不就是像预言家似的预测趋势嘛，有人说你静瞎说什么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有的人说没准是对的吧。别人听或不听都没有什么，我们的言论对社会变迁也不见得会起多大的作用，但该变还是会变的。
[[i] 本帖最后由 轩辕剑 于 2007-7-30 10:34 编辑 [/i]]
李零：因文化崇拜而误解
[size=4][color=red][b]“丧家狗”不是辱圣，也非自比 [/b][/color][/size]因还原孔子的历史形象，而被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者批为“玩世不恭，轻侮圣贤”，“不是好鸟”。与于丹心灵鸡汤式的温习论语不同的是，李零以训诂家的功力解构了后人对于孔子的想像，也使托古、复古的文化崇拜失去了对象。
原载《mang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8期
李零新书的封皮上用三行小红字为“丧家狗”下了注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
[color=red][b]在这本题为《丧家狗：我读论语》的书中，他将孔子解读为“丧家狗”。[/b] [/color]
孔子并不是圣人——李零在书中花了不少力气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他笔下，孔子就是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奔波一生而无所得，他是读书人的宿命的缩影，是所有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者的缩影，是堂吉诃德。
人们对于“丧家狗”的兴趣和争议，其实质是如何来认识孔子。事实上，在李零看来，是“五四”挽救了孔夫子，大家把他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更有数位学者自认和孔子一样，也是“丧家狗”，他们认同李零的解读是“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
面对众人对自己考据功夫的夸赞，李零不以为然：“很多人宁愿承认我文献上的一些考据工作，也不愿承认我批评的价值。我著论语没有那么多思想要承载，就是要告诉你，从宋学得出的孔子印象是很有问题的。”
看来，这个身量瘦小的男人是想竭力打破那个历代帝王褒封的“人造孔子”，给远离孔子真相、真价值的膨胀降降温。
[color=red][b]“丧家狗”是为了刻画知识分子的命运[/b] [/color]
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李零花了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读书笔记，就是根据他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
之所以跟学生讲《论语》，不是凑读经热和孔子热的热闹，想到这个问题会成为大的风潮。中华书局当时有意索要李零书稿，希望能够达到“赶在于老师前面占领这个市场”的功效，《百家讲坛》也曾邀请李零开讲，都被他拒绝了。
“我想积极地做正面建设，不是为了回避才讲《论语》，这跟于丹毫无关系。大家不要以为我是要跟于丹赛一下。”李零特意澄清。
这个书名，一经书出版后就被人们反复争论，用李零自己的话说，几乎成了“行为艺术”。
激起千层浪的“一石”，在于众人对李零用原本孔子自嘲的“丧家狗”一词，这对于圣贤是否足够恭敬，对传统文化和遗产是否足够敬畏。质疑声浪过于激愤，甚至让很多人忽略了理应将视线重点观照到这个比喻背后李零真想说的——孔子的那套观点和主张在现实中不能落地，精神无所托，理想无所遇，所以成了没有“主”的“丧家狗”。
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丧家狗’也是古人的说法，不是俗名，我用这个名，是为了传神，把孔子的境遇和精神状态传达给读者。不是辱圣，也非自比，而是为了刻画知识分子的命运。”李零说。
[color=orange]李零的书看起来并不费解，里面有一个活灵活现的孔子：[/color]有时天真，有时世故，并非传说中的道德家，热爱美食，热衷仕途却贫困潦倒，一言以蔽之，挺好玩挺真实的一个人。
他对于孔子其人其实相当尊敬，“我是拿他当‘人’来理解，不是当‘圣’来崇拜。要骂尽管骂，不用拐弯抹角。”对他来说，“圣人”才是骂孔子。
书里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延续了《花间一壶酒》那种清醒透彻风格的李氏解读和对当下的人性理解判断，比如他解释“和”和“礼”时引申到“和谐”——靠礼来节制和维持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实现表面的“和”。又如拿人当人是“仁”，将心比心是“恕”。
“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李零读《论语》，就是要去意识形态的孔子，还一个思想史上的孔子，或者再加上一个以传播思想为己任的“教师”。在李零看来，为社会提供思想和批判性资源，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也是孔子的真正价值所在。
[color=red][b]《丧家狗》成导火索[/b] [/color]
圣人与丧家狗的反差是如此之强烈，《丧家狗》一书，就像一块重型板砖，砸进泛着“孔子”、“儒家”、“国学”泡沫的思想池塘里，顿时鱼惊四起，鸣鼓而攻之。
这种对孔子貌似轻佻的评价，引来了大陆新儒家阵营的激烈批评，乃至有人感觉说，此次以《丧家狗》为导火索，激化了近年来“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冲突。
在国内知名的儒家网站儒学联合论坛、木铎论坛等网站上，特别开辟专集，对李零《丧家狗》进行批评，其中《原道》主编陈明的批评极为激烈并具有代表性，他撰万言书（《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评价这部书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
他认为，书里有硬伤：指桑骂槐策略导致的扭曲文本、厚诬古人的思维和心态。“像说孔子的圣人是学生给吹出来的，如果他的粉丝不能把他吹成圣人，就属于硬伤。”
陈明说，于丹把《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反映的是她自己的理解能力；李零将孔子描述为丧家狗，则是把自己的心态和心量当成了孔子的精神和事业，并以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心头有尊佛，看到的就都是佛；心头有堆粪，看到的就都是粪）来类比李零。
继之，民间书院阳明精舍的山长蒋庆批评李零“玩世不恭，轻侮圣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直言不讳这本书就是“垃圾”，李零“不是一个好鸟”。中国儒教网的主办者王达三博士积极组织同道对李零新书进行批判，引发内地思想界左、右两派的关注和反击，被人称之为一场“思想地震”。
以“三古”（古文献、古文字、考古）成名的李零对孔子的“去圣化”，对论语的“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招致儒家学者的质疑，而雷颐为李零的辩护文章《“六经皆史”说论语——<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意义》，更是被陈明不客气地揶揄为“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
[color=red][b]现代化和复古风[/b] [/color]
“我写东西还是作为思想性的东西提供给读者，不是为了让他们当工具用的。我不想让大家把《论语》剪成一条条贴在床头上三省吾身。”李零说。
读《论语》，他最欣赏的是反对乡愿。孔子说，一乡人都说好，未必好；一乡人都说坏，也未必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才叫知识分子。大家起哄，你就起哄，还要知识分子干吗？”李零读经典，“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从人大成立国学院到北大、清华等高校开设“国学班”，从各地恢复祭孔到海外孔子学院遍地开花，从私塾重现到儿童读经……近年来，中国的“传统热”惹人瞩目，与之呼应的，是渐渐复苏的大国梦想，盛世情怀。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以《河殇》为代表，出现大力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那时，李零站出来为传统文化说话，说不能把很多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现在，风潮转了180度，社会一些角落以无知无畏的精神滥推陈货，李零又要呛着来。
他在《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讲到“现在的中国，从骂祖宗变到卖祖宗，急转直下，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传统断裂在全世界都跟现代化直接相关，而现在的文化心态却是‘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还原对我来说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是批评当下的复古风。
“孔子上管5000年，下管5000年 (下管且不说，上管怎么管？都管到新石器时代去了，更何况，就连孔子当时，他都没管好) ”，“全国各地，到处寻根问祖：官员率众，衣古衣冠，虚靡国帑，烟熏火燎，逮着个祖宗(很多都是子虚乌有)就拜。”如今正处孔子被热卖的当儿，但“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李零要挑战的就是这套咒语，“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特别是那些热衷政治，大讲托古改制的人(甭管左的右的)，一提传统，就魂不附体，惟恐别人剥夺了他的文化资源。”
“你说传统是宝贝，我同意，处于濒危，要保护，我也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活孔子是乌托邦，死孔子是意识形态——李零这样干脆地总结。
[color=red][b]得清楚自己是“丧家狗”[/b] [/color]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哪种知识分子的品质比有自知之明更重要，这大概是李零心里最想说的话。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孔子，会让我们谨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要心存幻想，制造圣人，或者假托道德为稻粱谋。
不管是《丧家狗》的抨击者，还是支持者，大都以为李零先生以《丧家狗》为题来解读《论语》和孔子，重点就是在专家和群众一窝蜂地捧圣人孔子的时候，反其道而行，认为孔子是“丧家狗”，把孔子从圣人的位置上拉下来，看作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知识分子。
其实，如果仔细读《丧家狗》，联系李零的另外几本书比如《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就会发现李零的落脚点其实并不在贬低孔子。其实他字里行间是认可孔子的，不过他认可的尺度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尺度是理解李零的关键，也是今天讨论知识分子问题避不开的问题。
孔子生前的确一直不得志，这种不得志至少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李零强调的“丧家狗”形象，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形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两种形象并不矛盾，但不同的侧重反映不同的处世态度。如果要论孔子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他究竟是更顾自己丧家狗之影而自怜，还是更倾向于知其不可而为，很难轻易下断言。
李零在解释《宪问第十四》“知其不可而为之”时指出，早晨管开城门的小吏对孔子的评语很对，孔子的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和“知其不可而避之”、“知其不可而逃之”的隐者不一样。不过李零在描述孔子的形象时，并没有强调这一面，而是突出“丧家狗”的一面。这当然有其特别的意图。
这层意图，必须要结合李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理解才能把握。他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认识，是对全球状况的一种把握。他在《丧家狗》自序的一个注里提到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特点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在《放虎归山》中有一篇讲知识分子的文章，曾指出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不仅仅是经济改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有的境遇，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如此。当代知识分子全球性的边缘化，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或者说亘古未变的权力结构）笼罩天下的态势。
李零整本《丧家狗》都在强调知识分子的宿命，而知识分子的宿命本质上是命运本身。命运就是知识或者思想无法突破和根本上改造权力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不仅无法改造权力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无法颠覆西方胜于中国的基本权力格局和知识格局。这是李零思路的要害所在。
于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就成了知识分子在既定命运之下的一种自觉选择，这其实也是既定命运之下的必然结果和被动选择。因为，如果确定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和权力体制都无法动摇，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方式可以挑战既定体系，在既定体系下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针对既有体系的政治行动不会有任何作用，这样，在既定命运之下的所有生存都只能是去政治化的。
是在这个意义上，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其实此话也可以这样说，“任何怀抱理想的人，在现实世界注定都找不到精神家园，注定都会成为丧家狗”。知识分子成“丧家狗”是大道理，管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小道理。批评李零以“丧家狗”描述孔子在文献上站不住脚的人们，即使最后能在文献上证明李零错了，也还是无法否定把“丧家狗”看作知识分子的宿命的根据。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文献学的问题。
因此，李零的重点并不在于指出孔子是丧家狗，而是指出孔子知道自己就是丧家狗，孔子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才是李零真正要说的事情。他在书中及回应批评时反复强调丧家狗是孔子本人的说法，不只是简单的辩解，更重要的是这包含了对孔子最核心的评价。李零并没有拿“丧家狗”的说法来对孔子冷嘲热讽，相反，他对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孔子“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等等方面无疑是肯定的。不过，在李零这里，所有的这些优点，大概都敌不过孔子对“其不可”之知，对丧家狗形象的自知之明。
孔子还算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现实。他在《〈丧家狗〉自序》的最后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这个真实的孔子，不止是作为丧家狗的孔子，主要是清楚知道自己是丧家狗的孔子。要理解李零的思路，《自序》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值得推敲。如果真实的孔子只是一个作为丧家狗的孔子，反正结果都已经是那样了，我们在礼坏乐崩的世界知道这样一个结果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孔子却有重要的意义，他会让我们谨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要心存幻想，制造圣人，或者假托道德为稻粱谋。知道这一点，可以让已经礼坏乐崩的世界不会变得更可恶。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零几乎是把捧孔子为圣人的孔门弟子和后世儒家当作反面典型，似乎他们比那个使孔子成为丧家狗的既定权力体制更可恶更讨厌。按理来说，有一些人捧孔子为圣人，其实是为了凝聚更大的力量，来冲击或者改变既定的权力体制，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古人成为革命性突破和现代性诞生的动力。李零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坚决反对圣化孔子，反对将孔子意识形态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圣化孔子的人们没有自知之明。这是他否定封圣的基本原因。
在李零这里，具备面对资本主义体系和权力体制的自知之明，也是思想启蒙的要点所在。启蒙的目的，就是要具备这种自知之明，具备有关兴衰成败的历史逻辑的知识。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是训练自知之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启蒙，就是确立西学的主导地位，明白“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今天的启蒙，就是明白在资本主义全体体系之下，“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实力的权势决定思想的权势。在近代以来的格局之下，过高地捧中国传统，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这种启蒙，也就不是有关所谓价值的启蒙，而是对于胜负存亡的历史真相的启蒙。这个历史的真相，说到底是权力或者武力的真相。
这也带来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思想的权势由实力的权势所决定，那么，是否实力的权势发生转移，思想的权势也就会易位？是否到中国国力仅次于美国之时，中国旧传统和新传统至少在欧洲人面前可以赢得足够的自信？
更进一步，思想真的甘于做实力的婢女吗？思想真的甘于做历史的婢女吗？历史这杆秤能否准确地称出思想的重量？是否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至大无外，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就无法积蓄革命性的动力，或者无法改变现代性的既有格局？是否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为西方所击败，就认为中国传统除了自认西方文化的附属物之外别无力量和出路？更进一步，是否现代性和既有权力体制在根本上真的无法撼动？这是今天的大问题。
[[i] 本帖最后由 轩辕剑 于 2007-7-30 10:38 编辑 [/i]]
吴敬琏：因专业理性被误解
[size=4][color=red][b]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b][/color][/size]深思熟虑的书少有人读，随口而出的话却被爆炒，吴敬琏希望媒体传递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理性思考，但大多数媒体却把他当成了一个刘德华那样的，可以不断出“料”的明星，而人们也忘记了他的专业身份，不用经济学的标尺去衡量，而用道德良心的判断去追问。
原载《mang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8期
[color=orange]吴敬琏已经不再高山仰止、一呼百应了。[/color]
20年前，他是市场经济的启蒙者，人称“吴市场”；10年前，他是市场经济的践行者，由他带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研究，奠定了国有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7年前，借助中央电视台巨大的影响力，他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3年前，他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一道，开始备受争议。
1990年代，吴已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但他影响的主要是经济学界和经济决策圈子，并不直接与普通大众打交道。1997年春的一天，满脑子都是国有经济改组的吴敬琏在骑车上班时无意闯了红灯，年轻的交警教训他说：这么老了还闯红灯，真是越老越不要脸。
彼时的吴敬琏已经67岁，遭此呵斥，好不尴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闻讯，给他批了专车，随叫随到。
如果那时中央电视台有年度人物评选的话，该场面很可能就不会出现。
2000年和2001年，吴敬琏两次当选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舆论誉其为“经济学家的良心”，而他的答辞也让捷克作家伏契克的名言再度成名：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color=orange]两次当选，都是因为股市。[/color]在一片狂热的氛围中，吴扮演了那个说出皇帝新装真相的小孩：股市被当作圈钱工具、市场泡沫已经很明显、庄家横行的市场犹如赌场，甚至还不如赌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出现全民炒股的现象，风险不言而喻。CCTV给他的颁奖辞如是评价：“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学者，一个心系国家、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他用睿智和良知擦亮中国股市。”
他自己则在被央视记者问到如何看待自己得奖的原因时回答：“我想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要处处关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许今年我有一些工作让他们感觉到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代表了他们的呼声。”
电视让吴敬琏迅速由一名学术精英变成一位明星般的公众人物，但他很快发现，面对公众发言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以往在圈子里学术讨论和政策咨询，很多时候，自己殚精竭虑去讲的道理却没人认真去听，但不经意间的大白话却被揪住不放。
比如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他的对手迅速将其归纳为“赌场论”，并说吴敬琏想关掉股市，这样的说法流传开来，网络上骂声一片，加上股市转熊，“一言毁市”的帽子不由分说，戴在了他的头上。
吴敬琏感觉受到了误解，他认为得把道理讲清楚，于是把自己近10年有关股市的言论汇编成《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出版，并为此书写了2万多字的前言，以《我对证券市场的看法》为题在报纸上发表，系统地回答了对自己的各种诘问。
但很少人去读这些书和文章。[color=orange]在网络上，更离奇的指责开始出现。 [/color]
吴敬琏当时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对股市的观点，他和中金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基本相同，都认为不规范股市就没办法进一步发展。
中金公司是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合资建立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正是这个背景，让吴敬琏和许小年成了攻击的靶子。
“买办，帮外国人打压中国股市，好让摩根士丹利抄底赚大钱。”这样的言论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支持者居然甚广。并且，虚拟世界的攻击开始演变为现实世界的攻击，吴敬琏家里接到过威胁电话，甚至有人往他家里丢石头。吴夫人大受惊吓，抱怨他不该口无遮拦因言致祸。
吴敬琏有些茫然，因为骂他的人中不乏他一心一意想要保护的中小投资者。对大众传媒，他则越来越失望，他无法容忍眼球至上和断章取义。
他的同事朋友则劝他少对股市发言：[color=orange]马克思说过，利益会把仇神招到战场上来[/color]，中国的股市，没有学问，只有利益，所以真正的经济学家从不对股市发表评论，否则你断人财路，定会引火饶身。
他听从了，从2002年到2005年，有三四年的时间，他不再对股市发言，但凡有记者问及股市，他总是一句话，请看我2001年出版的书和文章，我对股市的看法不变。
2005年7月，以非流通股补偿流通股为核心内容的股权分置改革全面展开，吴敬琏忍不住又发言了：“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
在一边倒地要求越多越快补偿流通股的舆论氛围下，这种说法真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果然，批评声讨铺天盖地，最有名的评论标题是：吴敬琏是不是地球人？
这次吴敬琏已有心理准备，他说：“作为一个学者，我只是根据我的理解发表我的意见，以后中国股市还有问题，我要是看清楚了，我还是会说。”
今年的“两会”上，身为政协委员的吴敬琏抛出了五六个备受争议的观点，其中包括“全民炒股不正常，中国股市投机性太强”。不出意外，在越来越多人正指望着股市发财之时，此番泼凉水的言论又成了攻击的靶子。而他的回应则是：“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
除了继续谈论股市，吴敬琏在此两会期间，最被人追问“良心何在”的，是他有关房地产领域的发言。吴敬琏认为，在城市拆迁补偿方面，如果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完全给房主。另外，对于“每个人都应该有自有住房”的说法，他亦不赞成，认为“政府应保证人人有房住，而非人人有住房”，此言出在重庆最牛钉子户抵制强制拆迁，媒体视为物权彰显的风向标这样的舆论小环境中，又出在近年来房价上涨、很多人快要变成房奴以致怨声载道的大舆论环境下，自然会被人诋为房地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及为政府势力张目。在一片喧嚣中，人们早已忘记他几年前指称“用银行的钱搞房地产不是世界通例”、“要警惕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言论。
有评论家认为，[color=blue]有两个“吴敬琏”，一个是良心的代表，一个是利益集团（政治或经济）的代表，这两个“吴敬琏”是分裂的，前后不一致的。[/color]事实上，却只有一个“吴敬琏”，既非良心代表，亦非利益代言人，他不过是一个坚持经济学专业理性的学术奴仆而已。
从深受欢迎到备受争议，从提出经济学家要为人民利益代言到被指责与利益集团结盟，从被视为经济学家的良心到有人要给他上穷人的经济学课，六七年间，外界对吴敬琏的评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吴敬琏其实一点都没变，他还是那个有着浓重家国情怀的经济学家，他还延续着过去做政策研究时的严谨与率直，但对外界和媒体而言，吴敬琏已经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做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了，缺乏理性传统的民众和媒体更多地将吴视为一个道德符号，期待他永远说出政治正确的话语，而这恰恰与经济学的本质相违背。如此，吴敬琏的被误读就成为理所当然。
[[i] 本帖最后由 轩辕剑 于 2007-7-30 10:41 编辑 [/i]]
董建华：因孤独而误解
[size=4][color=red] [b]我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b] [/color][/size]“好人”董建华在香港危难之际度过了7年的政治生涯，这位只会勤勉做事，不擅公关作秀的特首，从独降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司，到只身一人离开，他的孤独又有多少人能够倾听。必然的后殖民社会环境和偶然的金融危机、SARS和禽流感爆发，使他一筹莫展。董建华坐在一个他不适合而别人更不适合的位子上，守住香港精神不灭的灯盏。
原载《mang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8期
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时，董建华已年近60岁，依旧龙精虎猛，体健如牛。
每天早上7点上班，深夜11点下班，因而在此后7年中他博得了“7-11”的绰号。他对香港的热忱毋庸置疑，但是就应付危局来说，他那完全来自商界而非政界的行为模式却不够灵光。成为特首，意味着他既要带领香港社会安全地锲入共产主义中国，又必须孤身一人与一支带有殖民地遗留色彩的公务员体系朝夕相处。
到董建华2005年请辞前后，这份难做的工作使得香港媒体对他的评价颇为负面，称其执政能力低下，惟中央政府是从，民主社会需要的领袖魅力更是全无，演讲枯燥如“老佛颂经”，不过对其人品却无人毁谤。下层民众更是对首任特首相当同情，典型的评论是：[color=orange]“董生是好人。” [/color]
“好人”的第一个行动，出现在他就任特首3个月之后。身为贵贾的董建华站在了贫民的立场上，在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按照香港长远人口及住屋需求，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即“八万五”建屋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是，香港的房子太贵了，普通阶层人士终其一生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住房。
福利主义与民生关怀，在任何一个富足公平的社会都很难遭到反对，因此建屋计划出笼时，赞成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如今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年正在侵蚀东南亚诸国的经济危机即将波及到香港是一个多么必然的逻辑，但在当时的整个香港，包括董建华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就在香港回归翌日，泰国被迫放弃了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泰铢贬值。紧接着，8月份禽流感突袭，香港人“杀鸡杀到手软”——共杀了100万只——接着就是香港新机场营运首日出现混乱局面。
对特首治下的新政府的怀疑开始蔓延，香港人因为[color=orange]“九七大限”[/color]而产生的政治怀疑日益具象，可是另一方面，整个经济社会依旧信心满满，因为那是最悲观的1997年，也是最乐观的1997年。
此前的20年中，世界各地先后经历过至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香港没有，始终像童子军一样大步前进。
1997年，香港是亚洲最成功的财经金融中心。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政府奉行明确、简单的税制，基建、银行及金融设施完善。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在亚洲名列第2。外汇储备9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3，它能够给予流通货币的支持，不仅是1倍或2倍，而是8倍之多。
香港的经济堡垒不仅美仑美奂，而且还仿佛坚实可靠；事实上它的骨架也确实大多是以钢筋铸就，除了一根玻璃梁柱：包括贸易、金融、法律、会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占到GDP的85%以上。资金的投入异常迅速，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资金也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流出。
如今人们才能看得清楚，董建华接手的香港其实是这样一个香港：它把所有鸡蛋装进了同一只篮子里。
当经济危机波及这个弹丸之地，国际金融炒家入侵香港金融业之时，香港人眼中的董建华，突然变成了一个没有能力保护那些鸡蛋不被挤碎的主妇。无论他是否笨手笨脚，是否竭尽全力——实际上他两者皆是——中产阶级都不会原谅他，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破产的时候。
这位在其后7年中被称为“硬颈人”的特首，决定承受短痛，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避免长期的不确定性。金融风暴的阴云在香港上空盘桓了18个月后，决斗的时间到来了。1998年8月，当“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color=orange]董建华用了半个小时决定入市干预，以挽救他的城市。[/color]
香港特区政府动用了1181亿港元来捍卫其经济，这一行动高度透明而又违反了自由经济的常规。这是一场惨烈的厮杀，“大鳄”从美国调来四五名世界顶尖的金融杀手参战。在双方对阵的最后两天，不够级别的玩家恐惧远遁，整个市场中只有特区政府和“大鳄”挥刀互砍。
第5日，香港获胜，但是身受重伤。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在2000年回忆说：“一个空前繁荣的年代，黯然划上句号。”其后，SARS来袭，香港人带上了口罩，比恐惧更可怕的是普遍的怀疑。再以后，梅艳芳、张国荣谢世，更增强了这种悲情的印象：昨夜的繁华梦境将永不重现。
香港用了漫长的7年来疗伤。在这些年里，董建华言必谈“经济转型”。在全球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动作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但在具体步骤上，则在香港内部引起了争议。一些人认为，特区政府的长期目标缺少中短期目标的支撑，同时在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上没能达成最优。
制订中短期目标，或者说找到达成一个远大目标的具体手段，是董建华的弱项。作为港英遗留问题多多的政治社会，香港只拥有他这一个选择，但是作为世俗社会的香港却决不会喜欢这样的领导者。
特首认识到了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香港制造业转移至珠江三角洲，金融服务业所占比例过大。他试图开展新型的制造业，推出“中药港”、“数码港”等计划，并图谋重振电影工业。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可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因此他期望香港的大公司有所作为。
“数码港”计划总投资140亿港元，意在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并帮助香港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如今，对这一规划的恰当描述只能是“往事如烟”。今天即便是深圳，IT业的发展亦超香港远甚。
但是在1998年，香港却是新经济当之无愧的神话之城。李泽楷的平头形象被视为是时尚楷模，本人也被称为“小超人”，盈科的并购活动轰动全球，TOM上市亦盛况空前。然而，这一领域里最有野心、最理想化的传奇故事却以幻灭收场。港人讥讽说，“科技股变科幻股”，新经济的果子落到了别处。4年后，李泽楷面对记者提问时“呀呀呀”的张口结舌之状进入了香港电影《金鸡》。
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克雷宁教授看来，香港当时是陷入了经济学所称的“财富递减效应”。他的浅显的解释是，股票市场跌落百分之四十，人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于是会减少购物支出，下一步是生产减少，最后则是受雇用的人数降低。
董建华为何迟迟不愿彻底放弃“八万五”建屋目标？因为他的社会价值观是福利主义色彩的。1998年2月14日，他在香港电台朗读了写给妹妹董亦平的特首家书说，自己坚守三个信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但是一些更精明的香港人知道，政府政策制订的基础是对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仅仅是美好的信念，未必带来美好的结果。
事出偏差之后，人们最关注的当然是特首如何自我剖白。董建华不擅长危机公关。他既没有政客式的行政素养，也不懂政客式的虚伪手段。香港人因此既不视之为恶吏，也不欢迎他。
“我读的大学不是好学校，成绩又大多是C。”在讲究文凭的香港，特首如此坦率地说起自己的读书生涯。董建华不喜欢纯粹游戏性的政治话语。他愿意对很多人敞开心扉，包括熟悉的记者。在请辞前一个月，他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以前他也曾在私下里对朋友说，从来没想过做特首。
董建华早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航运，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其父董浩云让他去美国通用公司去做一个普通职员。“我担心你的刻苦精神不够。”董浩云当时说。35年后，董建华成为整个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最刻苦的一个的话。
特首每日勤勉工作的结果——虽非独因独果却令人不安——却是香港的花花世界的缤纷色彩日渐暗淡，《狮子山下》每每听来，都是惹人悲伤多于激发雄心。好人“董生”，几乎成为了庸碌无能的代名词。不过直至今日，人们才重新注意到一个细节的深意：董建华请辞之际，香港已经恢复了生机。当时香港楼市复苏，一些楼盘的价格已经恢复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
在香港最困厄的7年，董建华坐在一个他不适合而别人更不适合的位子上。情况开始好转时，他的终结了自己的使命的愿望也终于达成。
在1997年，在港英遗留的公务员体系之中，哪个官员能与中央政府顺畅沟通并且获得信任？没有任何一个。作为这个体系之外又与内地颇有渊源的名流，董建华注定要进入香港的历史。他必须走过那么一段孤独的路，一旦时运不济又难免失败。
今日香港的一切，经济的繁盛，与内地的依存，获得的空前支持，又无不与那段历史息息相关。
[[i] 本帖最后由 轩辕剑 于 2007-7-30 10:30 编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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